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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同意

可是，仅自不愿分功立言，格调未免太低，让人笑话。看看国藩如何寸土必争却又不失风度的反驳。

他先重复一年前与朝廷形成共识的原则：“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然后，谴责李泰国的毁约之举，说他巧立名目，搞什么“帮总统”，不过是排挤中国军人，而让外国人实际掌控舰队，若真如了他的愿，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结果则是中国花巨资购买轮船，却仍然“不得为轮船之主矣”。

对此，曾国藩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

首先，我方应“虚与委蛇”，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汉总统”率清军驻于我方习用的长龙与舢板，“帮总统”则率洋人驻于铁甲轮船，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

但是，对方若“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则应施行第二套计划，那就是“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吗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吗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此时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你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

而朝廷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当然初一看，此番言论或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要认识到曾国藩这么说的前提，是默认李泰国公然毁约为既成事实，不得不曲为弥缝。

而曾国藩所以大发怪论，更是因为看透了事件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当时的身份是受雇于清廷的总税务司，他如此深地介入军购事宜，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

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然而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回信里，对这个判断没说一个字。因为他真能体会朝廷的苦衷：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

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所以他们要向封疆大吏咨商，探听下情，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

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智慧，实在令人佩服。

十月，在“博采众论”后，又经未来的总税务司赫德roberthart居中斡旋，朝廷乃痛下决心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将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且须归还预付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之职。

如此，本来朝廷采购的一支近代化舰队，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第648章风帆战舰

“大人，根据快船传回消息，水师甲支队一切进展顺利，新冒出那几股海盗势力损失惨重”

专门负责情报收集整理的总督心腹幕僚，恭敬的向吴可汇报海上情况。

“让水师甲支队的战船不用忙着回来，一定要揪住那帮可恶的海盗狠揍，最好能一举将他们全部干掉”吴可满脸狰狞杀气腾腾吩咐道。

说起来真叫人不爽，自从广东水师改组成两广水师，又经过一番大力扩张后，两广水师便经历了长达两年多时间的海上剿匪战斗。

这么长时间的扫荡，伶仃洋航道上的海带势力基本上已被清扫一空，没想到水师刚刚放松了几天，又不知道哪跑来的傻货海盗溜了出来，在航道上搅风搅雨自寻死路。

吴可得到消息之后大怒，立刻派出驻扎在琼崖军港的水师甲支队，要求他们五将捣乱的海盗全部剿灭，或者重创也成。

十来天时间转眼即过，这天正是两广水师甲支队返航的日子，吴可左右没事干脆在亲兵虎护卫来到广州城外水师军港，一边视察军港情况一边等到远征水师分舰队回来。

趁着分舰队还没回来的当口，他在附属军港的船厂以及船坞看了看，见到穿厂工匠在十来位金发碧眼的洋人技师帮助下，正热火朝天的建造一艘小型风帆战舰，脸上顿时露出掩饰不住的满意微笑。

找来船厂负责官员询问战舰建造情况，得知请来的洋人技师还是合作，并没有在战舰建造过程中出妖蛾子，指导船厂大清工匠还算尽心尽力时，他心中更加满意好好勉励的船厂负责官员一通。

自中世纪以来，在船舶建造和航海技术方面的革新给世界留下了丰富的船型：比如“科格”船、“加莱”船和“克拉克”船等等。

但是，“科格”船行驶缓慢，其在风浪中颠簸而行的样子无疑象个巨大的胡桃壳；“加莱”船尽管操纵灵活，但终究经不起风浪；“克拉克”带着高耸的首尾楼，笨拙蹒跚，你要它迈出通向新世界的重大步伐，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但是，船型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后数百年的船型发展都和这些船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体尺度逐渐增大，结构逐步改变以适应新的需要，帆装逐步复杂化以适应各种气象条件。

但是船型各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于舰炮的引进，而引起海上作战的战略战术的深刻变化以及统治者对于领土扩张和异邦财富的渴望程度。

火炮装上“加莱”船对于船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不久事情在“克拉克”船上有了转机，因为它比“科格”船灵活，而又比“加莱”船经得起风浪。

与此同时，15世纪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先是葡萄牙、西班牙，然后是法兰西、英格兰和汉萨同盟国家，已经把他们的商业眼光投向了远隔重洋的地方，那可是隔着广阔无垠风浪滔天的大海啊。

因此就要求帆船速度要快、续航力大、抗风浪能力强，而且只要少量水手就很容易操作。而且，这些船必须容量大，能够装载足够多的货物回来，以便还有利润可赚。

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新的安全因素。当罗马货船航行在相对风平浪静的地中海，还能用桨帆军舰来护航，但是要它们跟着货船到东西印度群岛去冒险，那可是痴人说梦不现实的事情了。

于是，15世纪的商业帆船只能“不爱红装爱武装”了，在航海史上是第一次出现军舰和商船的界限模糊了。由于需求相似，因此船的形状也相似，或多或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