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遵判定阿云是“被问即承，应为按问。”符合上边所说的“案问欲举而自首陈”，这点是没用问题的。

剩下一条，就是阿云的自首情节是否适用减罪，以及“所因之罪”是否得免。

如果可以，那许遵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就不该死；如果不可以，那刑部大理寺的坚持就是正确的，阿云当判处绞刑，由皇帝赦免。

《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规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对于“所因之罪”，该条的定义是：“假有因盗故杀伤人，或过失杀伤财主而自首者，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意思是说，免所因之罪的情形，只适用于偷盗时杀伤财物主人之后自首的情况，这时候盗窃罪可以免除，但是故杀伤罪仍要予以追究。

阿云的杀伤行为，按照许遵和王安石的说法，所因之罪乃是“违律为婚”，不管这条罪是否有瑕疵，明显并不具有上述情节。

因此，刑部，大理寺，司马光主张仍从“故杀伤法”处理，认为阿云案不存在自首减刑的法律依据，其实是没有什么毛病的。

而皇帝也是在承认这一情节的基础之上，认为阿云的确是犯了故杀伤罪，然后再予以的赦免。

这也就是许遵，王安石与司马光等人的分歧所在。

王安石认为，阿云杀人的动机，是因为居母丧期间许聘给韦姓，是被被逼的，这和偷盗被发现后蓄意谋杀是两个概念，符合“得免所因之罪”的条令。

而司马光认为，阿云预谋杀人就是预谋杀人，案件中“谋”和“杀”是紧密相关的因果关系，是犯罪策划之后的犯罪实施，因此就是实实在在的谋杀。

客观地说，王安石在这里有曲解“所因之罪”这条律令解释，迎合赵顼旨意的嫌疑，而司马光的观点，苏油认为是从《宋刑统》条例来判断，是正确的，不过有些不近人情了。

第五百零七章 法律精神

石薇从福田院回来，见到苏油桌上堆得高高的《宋刑统》，以及一边比《宋刑统》还高的《疏注》，说道：“那么可怜的女孩子，朝堂诸公就不能放过她？”

苏油耐心地解释道：“薇儿也太小瞧人了，放过她，那也得有法律依据。司马王公争持不下，御史中丞滕甫仍要请求再推选官吏评议决定，御史钱愷并奏请罢免许遵判大理的官职。陛下又下诏将案件送交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行审定。”

“吕公等人的议论与介甫公一致，可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又持异议，于是官家又命大家共同讨论，反复研究这一难案。”

“从案件管辖上看，该案经过了州府、三司、两制、两府等众多司法机构和官员的大范围反覆讨论辩驳，恰恰体现了我朝在处理疑难案件时，体制上的完善与观念上的重视。”

“人命至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至少到目前，大家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在内容上都紧扣律文，在程序上也是按照法司等级逐级上升，完全是就事论事，这也恰恰体现了这些大家对于朝廷律法的尊重与遵守。”

“这说明了我朝法制，已经发展到了比较规范完善和系统的程度，这是大好事，这样的讨论，只嫌少，不嫌多。”

说到这里苏油突然傻了，他想到了濮议。

自己热切参与到这件事情的讨论当中，和当年濮议中的司马光，欧阳修等人有何区别？

后人只看到濮议时双方形成朝争，懈怠国事，只认为是荒谬无稽的事情，殊不知在宋人眼里，礼法之重，远大于阿云一案，热烈讨论争执，比阿云案还要理所当然。

想到这里苏油不由得哑然失笑，连濮议都开始予以理解，自己是真的越来越像当今宋人了。

石薇撇嘴道：“我不懂这些，但是俗话说得好，律法不外人情。阿云案中，难道就没有可原之处？”

苏油顿时醒悟，一下子跳了起来：“对呀！介甫公与君实公，在对律文明确规定的条文，关于阿云是否自首，是否符合所因之罪，是否可免的讨论中，也都是从各自论争的立场出发，未跳出就事论事的框子！大家都忘了，法律背后的精神！”

“其实在判案实践中，将非盗杀类的‘谋杀已伤’适用自首，并将自首作为量刑时减轻刑罚的情节，这无疑符合自首制度的本意的！是符合谨慎用刑的司法精神的！”

“哈哈哈哈，薇儿真不愧栩卫仙卿，妙道天成，这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我知道奏章该怎么写了！”

当晚，苏油起草了自己关于此案看法的奏章。

首先，阿云这件案子，有无可减罪情节？很明显，有的。

其次，司马公，大理寺，所引法律是不是对的？很明显，对的。

而安石公的解释，很明显属于曲解条令，当然是有瑕疵的。

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支持司马公反对介甫公。

此案之所以引来这么大的争议，原因就在于用现有法律条例来正确审判，对阿云来说，明显有失公允！

所以问题在哪里？很明显，问题的本质，在于目前的法律条文本身存在瑕疵！

瑕疵在哪里？

首先是司马公引用的“於人有损伤，不在自首之例”这一条，明显不适用于阿云案！

韦大躺在那里让她杀，十几刀都没有杀死，不管是人的问题，还是凶器的问题，这说明因当事人在当时不存在杀人的行为能力！

其次，是“违律为婚”这条罪状，犯罪主体不明确。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无知，这条罪状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替她订婚的叔叔，而不该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应，反悔的目的也仅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说明了当事人的态度，她对于这桩婚姻，是抵触的！即使不能不作为“违律为婚”的犯罪主体，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体！这项罪名，不该由她来承担，或者说，不该全部由她承担！

第三，就是“谋杀已伤”后的自首是否符合减刑条件！

盗杀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盗窃罪，都能够赦免，虽然没有法律明确规定阿云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比较，得到结论。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与韦大成婚，尤其在这婚姻还是不合法的情况下，其犯罪动机，明显轻于偷盗，其犯罪实施的结果，又是如此轻微。

因而纵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应该认为，阿云的自首，相较于盗杀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条件的！

这些其实都是法律条文的瑕疵，在阿云案这个用现有律令不能维系公平的特例里，该如何判决？

臣以为，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判决结果必须体现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够维护和引领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而不能伤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护所有人的法定权利，倡导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有序，是引导所有人从善弃恶的行为准则——无论如何，绝不是为惩治而惩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