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正说道：“我要马！我要马拉炮车！”

“可以”苏油点头：“我优先给你两百匹河渡马，配给专人，属于衣锦军后勤管理，就养在牛头山。”

王中正喜出望外：“哎哟这感情好了！我还以为是矮小的南马呢！”

苏油笑道：“想什么呢，一尊霹雳炮一千五百斤，南马怎么拉？现在四通在婺州金华开辟了畜牧基地，主要养马和养水牛，今年朝廷有政策，得好好利用起来。”

这是八月稻熟之后，朝廷又发过来的几道善政，首先是官户，也就是租用国家土地的丁户，役钱减半。

其次是行文发运司，淮南、江东今年有小灾，两浙路丰收，命两浙路供米过百万石的州县，减直予民，课额完成，许民自售。

四通商号便组织运力，将浙江米拉到淮南、江东赚差价，最远一趟，走海路拉到了信州！卖给了周围五军！

这是大宋第一次“以海代漕”的尝试，如今的夔州型大舶，满载足足两百吨，舟子却只有十六人，以纵帆船的高速，一月可至。

不管是时间，人力成本，沿途克扣，都减少了很多很多。

今年太湖的粮价，已经降到了五十文一斗，再降，就得伤农了。

后世很多人说起盛唐气象，就喜欢拿斗米五钱来说事儿。

但是他们就选择性的遗忘了，或者说有人选择性的引导，导致很多人并不知道，宋朝立国之初，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京西，京东，河北，河东，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同样几乎全国范围内斗米七到八文。

考虑到唐朝年余几十万贯和宋朝年余几百万贯的经济体量，和由经济体量必然带来的货币贬值，大宋的斗米七文，比盛唐的斗米五文，都便宜了不知道多少！

只能说，以前的历史学家不是经济学家，考虑问题并不周全，直到后世学术研究进入多学科联动之后，大家才开始关注到这些问题。

其实粮价低，并不一定就是好事情。

经济规律就是个通过缓慢通货膨胀刺激消费生产，轻度剥削，用温水煮老百姓青蛙的过程，收益当然归货币发行者。

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随着国运的延长，必将有一个货币贬值，老百姓口中“钱不值钱了”的过程。

就用唐代来说，除了立国初期开元盛世四十年粮价不涨，然后再短短时期内暴涨至百多文一斗，就充分说明之前的低价，有人为干预的因素在内。

一百二十年后，唐朝的粮价就涨到了八十三文一斗，还是“尚贱”，一百文一斗的价格，不绝于史书。

第七百九十三章 劳动人民

而大宋同样经过了一百多年，粮价虽然各地不一，但是基本控制在七十五文一斗左右，再考虑到两朝货币的购买力和人均收入，其实大宋的粮价，比大唐同等的立国阶段，更加便宜。

当然这也只能说明宋朝的经济比唐朝要强，更不能说成是统治者的功劳，这是历史客观规律和经济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或者是人类不断进步的结果。

要说功劳，功劳在千千万万愿意过好日子的老百姓。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以古鉴今，很多事情就能清晰明了。

用“斗米五文”来证明盛唐的强大，跟用解放初期医疗教育全包，几毛钱能买二十个鸡蛋来证明它比开放后还要强大一样，在明白人眼里，就是一个笑话。

盛唐的强大，强大在它让人人吃得饱饭，安居乐业，不畏外敌，谁不服就把谁揍到趴下！

宋朝的衰弱，衰弱在虽然经济发达，但是贫富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国弱兵疲，外敌谁都可以欺负它一把！

而苏油的任务，就是改变这样的局面。

这娃已经打定主意，如果官方不同意将漕运改海运，那他就算是给四通又找到一条发财的门路，通过民间往河北倒腾两浙路的粮食！

庚戌，韩绛罢相。

领导核心只能有一个，所以韩绛必须退。

而且韩绛和王安石关于用人的意见发生了重大分歧。

王安石上位后，鉴于手底下人才凋零的情况，受到小人蛊惑，任用了一批赵顼平时反感讨厌的人。

这种人被皇权抛弃，只能依靠于相权，王安石可以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

但韩绛对这样的做法提出反对，两人在一个叫刘佐的官员任命上，爆发了最后冲突。

刘佐是一个犯官，“坐法免”，王安石“欲擦拭用之”，韩绛认为这简直触犯了官场的基本伦理。

韩绛在赵顼面前力陈不可，未决，即再拜求去。

赵顼吓了一跳：“小小一个刘佐，何必闹这么大？”

韩绛硬邦邦地回道：“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

赵顼为此特意驱逐了刘佐。

可是韩绛还是称疾求罢，最后以礼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许州。

王安石手下，又走了一员悍将。

乙未，彗出轸。

赵顼都傻了，这还有完没完了，老规矩，避殿，求诏。

新法反对者们逮到机会，纷纷动笔。

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新法的强烈反对者，应诏上疏：“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召星变。”

吕公著应诏上疏曰：“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无致治之实，此任事之臣负陛下也……前日所举以为至贤，而后日逐之以为至不肖……古之为政，初亦有不信于民者，若子产治郑，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

“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舆人之诵亦未有异于前日，陛下独不察乎！”

张方平应诏上疏曰：“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