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动手杀人的两个徒弟，只是执行团伙老大的命令，应属从犯。

另外他们被捕后，三人“至狱先引服”，这就属于自首。

因此依照熙宁新法，使用新法的减刑条款。

而相州当地的地方法院，却判他们死刑，之后刑部也没有驳正，是存在瑕疵的，这属于“皆为失入死罪之错判。”

失入死罪，就是官府错判，杀了不该杀的人，这属于重大失职！

周清之所以这么上心，是因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搞了一个激励措施。

“若刑房能较审刑院、大理寺、刑部断狱违法得当者，一事迁一官。”

周清原为江宁府的司法官，很有才干。

王安石一直很欣赏他，做了宰相之后，便提拔他拔进了中书刑房。专门负责抽查往年的刑事判决档案，检查是否有错判、误判或者疑点，提出反驳。

在一事迁一官的激励下，周清“吹毛以求其失”，四年内升迁至供备库使、行中书刑房堂后官事。

这不是什么毛病，因为从律法上来说，只要周清的质疑是站得住脚的，那就会起到纠正枉法的良好作用。

所以赵顼便将案子交给大理寺复核。

负责复核的大理评事窦平、周孝恭认为，盗魁固然交待过徒弟“有救者先杀之”，但这里的“救者”，显然是指“执兵仗来斗者也”。

而本案中，被杀死的邻人只是“以好言劝之”，因此并不能算作盗魁前提中的“救者”。

也就是说，盗魁教唆这个前提，在此案中并不成立。

因此盗徒出手将他杀死，是此案的主犯，不可认定为从犯，依律当然应该判处死刑。相州的判决没什么差错。

两人商议之后，又去请示周清的上司、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

刘奉世听取了两人的解释，问道：“你二人是法官，自己拿好主意，回复陛下就可以了，何必来告诉我？”

窦周二人又说：“然则此案，实不可认定为‘失入死罪’。”

刘奉世说：“那你们就当坚持判断，从来没有人指示过，此案必须裁定为‘失入死罪’。”

于是大理寺作出对相州案的复核裁决——相州案不存在“失入死罪”的错判，周清的请求予以驳回。

周清不服，坚持相州案判决不当，要求再议。

于是赵顼又将案子交刑部审议。

刑部的法官最后却认为，周清的质疑有道理，相州案的判决有失误。

大理寺对此裁定当然不服，就在大理寺，刑部，中书刑房对此案展开大辩论之时，皇城司一封报告，让事件彻底改变了走向——“相州法司潘开，赍货诣大理行财枉法”，“赍三千余缗，赂大理寺”！

贿赂法司，妨碍司法公正，败坏大宋法度。赵顼当然不能容忍，勃然大怒，立即指示开封府，详查潘开行贿一事。

案情重大，事关朝廷司法，开封府领命之后立即审讯了相州现任法官潘开及相关证人。

到此，相州劫盗案，性质发生了彻底改变。

第八百八十四章 议定

原来的判决是否存在误判的问题，已经让位为相州法官是否妨碍司法公正的问题。

其次大理寺驳回周清的翻案，到底是严格按照法条得出的判决，还是确实收受了好处？

除了贿赂，大理寺是否还有来自其它瓜葛的“更高指示”？是否有更强大的力量，企图干预大宋司法？

如果有，那可是“塌方性腐败”的大问题！

权知开封府，正是苏油的族兄苏颂。

苏颂一行从辽国回到东京，赵顼在垂拱殿赐宴，奖赏出使有功之臣。

在宴席上，赵顼对苏颂不畏辛劳，跋山涉水，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提出表彰。宰相吴充也嘉许苏颂学识广博，处事机敏，在辽人关于冬至先后的刁难上，回答十分得体。

众人散去后，赵顼留下吴充：“古人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子容之为人，我知矣。”

“李定之事，抗颜不让，不避斧钺之诛，足见他耿介忠直；贬处浙江，赈济灾伤，不贪一钱一米，可知他廉洁爱民；任使赴辽，灵机通变，不畏千辛万苦，说明他恪尽职守。”

“爱卿觉得，他此次回来，以何职委任，比较恰当呢？”

吴充回答：“陛下，苏子容学贯五车，通今博古。经史百家，无所不晓，星官算法，亦精于心。修史良才，不可不用。我欲请他再回史局。”

赵顼见吴充不晓其意，就直截了当地说：“现开封府尹告缺，朕想命苏子容任此要职，以安京师。”

吴充这才恍然大悟，忙说：“臣失虑了，臣这就布置舍人院拟旨。”

苏颂执法严明，听决精敏。上任仅仅半年，开封就秩序井然，四民乐业，各安其居，京师称治。

这案子落到开封府，很快便调查清楚了来龙去脉。

当年在相州负责审判此案的主审法官陈安民，如今已另迁他官，听说周清正在驳正这个案子，心里很是慌张，担心会被问责，赶紧“诣京师，历抵亲识求救”。

又给已经升任相州判官的潘开写了一封信：“大事不妙。尔宜自来照管法司。”

潘开立刻荡尽家产，带来开封，疏通关系。

恰好有一个叫高在等的相州人，在司农寺当差，潘开便托老乡替他找寻门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