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牵连的还有前宰相韩琦之子，时任三司副使的韩忠彦。

因为当时朝廷为了照顾韩琦，特意让韩忠彦知相州，方便照顾老父亲，相州案的判决书上有他的签字。

在蔡确的梳理下，案情变成了如下：

陈安民在任相州签书判官时，主审此案，判决失当；

又因害怕旧案被驳正，便向他的外甥、大理寺评事文及甫请托。

文及甫受陈安民之请，又转托于他的大舅子、宰相吴充之子吴安持。

吴安持受托，嘱咐跟吴家关系密切的中书刑房检正公事刘奉世帮忙。

刘奉世复暗示大理寺法官裁定相州案并非失入杀人。

大理寺法官窦苹、周孝恭承刘奉世风旨，遂认定相州案的原判不存在过错，驳回周清的质难。

事情经过和关系链条，完整了。

元丰元年五月，案子结案。

前检正中书刑房公事刘奉世落直史馆，免勒停，监陈州粮料院；

太常博士吴安持夺一官，免勒停，冲替；

殿中丞陈安民追一官，勒停，展三期叙；

三司副使韩忠彦赎铜十斤；

大理寺详断官窦苹追一官，勒停；

大理寺详议官周孝恭、大理评事文及甫，冲替；

自余连坐者十余人。

宰相吴充因其子卷入案子而上表请退，阖门待罪者三四次，最后在神宗催促下才上朝视事。

而这个处分结果公布后，蔡确还不满意，多次率领御史登对、上书，说对吴安持的惩处太轻。

蔡确之所以盯着吴安持不放，自然意在其父吴充。

然而就在蔡确春风得意穷追不舍之时，一封来自郑州的弹章，让事情戛然而止。

第八百九十七章 验尸

殿中侍御史苏元贞，弹劾蔡持正持心不正，矫饰枉法，欺君罔上。

整个审案过程的目的，不是纠正法律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打击异己！

现在诸事已然落定，请托之人已然得到惩处，但是请问：

其一，蔡确的审讯是否存在瑕疵？

此案中的几个疑点并没有得到澄清：司农寺官员高在等，这个人为何轻轻放过，没有详加审讯？

从各路证词上看，大理寺并没有收受贿赂，只是言语上相互请托，这固然是有罪，但是量罪是否过重？

其二，此案的判决到底错了吗？现有另一种剖析方法，按照这种剖析，将此案中各项罪名进行区分条列，分别裁定，是否可以认为此案判决，从一开始就并没有大错？

其三，如果此案的判决并无过错，那么这一大堆请托的“标的”，是不是自然就不存在？

那么蔡确牵连这么多人，造成这么大的案件，事情涉及到两个宰相和他们的儿子，十多人追官夺职，算不算牵连过广，攀索太苛，造成的影响过大？

部分官员如正确判决的韩忠彦，是否因此受到了冤屈？

这是不是御史台主次颠倒，轻重不分，过分打击？

那么请问，御史台的相关人员，应不应该受到惩处？！

此案受到处罚的当事人，无一例外，都是旧党，而生造出此次大案的周清，蔡确，都是变法的新派。

请问这次审理真的公平吗？真的没有党争的意味掺杂在其中吗？朝野天下，对这个判决结果，能真心信服吗？！

请托包庇，固然是错误，但是用后一个错误去纠正前一个错误，难道后一个错误，就不是错误了吗？

奏疏上达，被赵顼直接留中，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算是按下了这件事。

开什么玩笑，大宋官职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人多职叠房架屋，但那也只是为了发俸禄论京序而已。

所以苏元贞这个殿中侍御史，只是虚衔，只能作为朝官身份的象征，而不是真有什么谏议之权。

苏元贞想钻这个空子，当然不行。

奏章虽然留中，不过在内殿屏风之上，赵顼还是特意写下了“苏元贞”三个字，过了两天，又在后面加上了“骨耿”二字。

而蔡确仍然屡率言事官登对，要求重谴吴安持，赵顼予以了否决：“子弟为亲识请托，不得已而应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

蔡确还在坚持，最后赵顼恼了：“卿辈但欲共攻吴充去之，此何意也？”

直接封还了蔡确的奏章，并且下诏：以后再遇到类似案件，采用剖析法，将复杂的罪行分开细化成单罪，然后量定每一个犯罪实施者，在每一项罪行中的主从轻重，最终数罪并罚。

这是对御史台的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