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李常杰的时候，军中颁布了《卫生管理条例》，严格按照那条例执行，我保他无事。”

苏轼总算是放心了，大家这才聊起这几个月的经历来。

苏轼入狱，营救得最积极的人，乃是张方平和范镇，罚金数额也最大。

后世很多文章说大苏入狱的时候，保守派的人都没有出手相救，反倒是改革派的人颇多说好话的，那是在歪带节奏。

说话要讲良心，保守派们，那个时候连自保都不暇呢！

范镇这位苏油和苏轼的蜀中老乡，和王禹玉一样都是华阳人，他就是妥妥的保守派。

五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最后一次更是直接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

王安石气得手脚颤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以户部侍郎的官职让范镇提前致仕退休。

范镇临行前上表谢恩，仍然坚持己议，请求赵顼“集群议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为腹心，以养和平之福。”

苏轼算是他的门生，前往祝贺，说“公虽退，而名益重矣！”

范镇却十分难过，说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政治素养怎样不论，起码人品是非常高尚的。

苏轼又是一脸的惭愧之色：“张公范公都已经致仕，此番还要受我拖累，实在是惶恐。对了，幸好张公最后一封上章没有送进去，不然，恐怕我现在还出不来。”

苏辙也是感觉侥幸：“那封疏奏我也看过，张公这是喜欢你太过，乱了分寸。这就好像郑昌营救盖宽饶，言长兄你‘文字乃天下之奇才’，还想投登闻鼓，适足以激怒君上。”

苏辙所说的，是汉宣帝时候的故事。

盖宽饶是汉宣帝时期的司隶校尉，这个职位是汉武帝时期开始特置，专门负责对京城的监察。

上至皇后太子，下至公卿百官，可以一起监督，故称“虎臣”。

盖宽饶刚直奉公，正色立朝，公卿贵戚尽皆惧恨。

当时宣帝方用刑法，信任中尚书宦官，盖宽饶屡次言事，宣帝信谗不纳，以宽饶怨谤终不改，下其二千石。执金吾议，欲定大逆不道之罪。

大夫郑昌愍伤盖宽饶忠直忧国，以言事不当意，而为文吏所诋挫，于是上书为盖宽饶求情，其中写到：“司隶校尉宽饶，居不求安，食不求饱；进有忧国之心，退有死节之义；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

最后一句提到的四个人，许伯是宣帝老丈人，史高是宣帝外家，金是金日磾，张是张安世，“宣帝于此四家，属无不听。”

这不光是在求救，还在指责宣帝纵容权贵，冤屈忠良，甚至隐隐有讥讽皇帝害怕这些外戚权臣的意思在里边。

宣帝被揭了短，更加恼羞成怒，“遂下宽饶吏。宽饶引佩刀自刭北阙下，众莫不怜之。”

张方平在南京听说苏轼被下狱后，立刻上书为苏轼争辩，结果应天府没有一个官员敢于帮老张投状。

于是老张更加愤怒，命自己儿子张恕，拿着自己上书直接上汴京，投登闻鼓院。

真要是这么干，那就是国家级丑闻，要捅出天大的干系！

好在张恕也没这个胆量，虽然因父命难违，只好拿着奏章来到汴京，但是终究却“徘徊不敢投”。

苏颂一出御史台，张恕赶紧去找他，询问该如何操作。

见到老张的奏疏，老族兄也吓得不轻，赶紧将文章收了，打发张恕回去。

苏油点头：“子由的见识不错，张公一时急欲救子瞻，才乱了手脚，这奏章真要送到陛前，怕不又是一番波折。”

想了一下有问道：“那以子由之见，却该如何上书呢？”

苏辙拱手：“长兄有什么罪过？不过就是文名太高，独与朝廷争胜耳。”

“张公今再扞之，是更益其怒。”

“不如但言本朝未尝以文字入罪而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此风自陛下起。”

“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者，必引陛下为例。”

“陛下畏议好名，必能赦免长兄。”

苏油笑了：“你这样的确能救，但是从此就在陛下心里埋下了一根钉子。”

“所以你这处理的方法，说到底屁股还是歪的。这是术，不是道。”

“清明之君，不可以利动，唯可以理屈。”

“大苏无罪，但是有过。有过，就得认，无罪，就得分析明白。”

“今上至少还是听得进去道理的君主，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讲明白道理，分析完对错，然后承认应当承认的部分，剖白不应承担的部分，主动请求责罚，才是正途。”

“至于中间的那些小人，只要与陛下的交流渠道断绝不了，他们其实就无计可施。反而会企图蒙蔽圣聪，招致灾殃。”

“子由的做法，是不信任人君能秉公处事，乃以术相欺，以计相迫。”

“这样做，虽然救得了子瞻一时，终究救不了子瞻一世。”

苏辙拱手：“小幺叔，那要是陛下还是坚持要治长兄的罪呢？”

苏油淡淡地说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疏注》说得很清楚了。”

苏辙点头：“辙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