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勇、敬、恕、谨。

俭、忍、善、宽、和。

这些固然是美德，但是仁近懦，善近伪，智近奸，信近迂。

用矛盾论的观点来看，那就是几乎每一项美德，都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恶俗与之相伴，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度的问题。

苏轼宏文滔滔，从三皇五帝开始，剖析华夏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故，以及这些变故对民族风气和民族性格的塑造，发生了那些关键的作用。

而到了如今的大宋，熙宁之前，与熙宁之后，又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故，这些变故对于风气的塑造，又发生了哪些作用。

其中最大的影响，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

苏轼的文章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以及对外战争，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

毋庸置疑，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

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自大与自卑，保守与务虚，怯懦与盲动。

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就是打也不行，和也不行；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激进也治不好，保守也治不好。

要纠正这种状态，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自尊，但是不骄狂；自信，但是不虚枉；自强，源于务实；自立，源于自强。

民族，是由国人构成的，民族气质，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

简单举一个例子，那就是祖宗“以文制武”的国策，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被彻底读歪了。

正确的理解，祖宗的这句话，应该是指国家武备，军士训练，将领培养，迁转升降，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

管理机制，就是“文”，军事力量，就是“武”。

而不是简单地将“文”定义为文官，将“武”定义成武将，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

晚唐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李林甫杨国忠之辈断绝了武将上进之道，让这套机制丧失了作用，这才导致藩镇跋扈，战乱蜂起。

因与果，果与因，不能本末倒置。

而到了大宋，军制的改革，仅仅只走完了第一步，就是开始将国家的军事力量，尝试纳入正常的管理体系，而不再采用军阀时期单纯的武将负责制。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但是却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对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相反，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也和风气相关，以至于明敏如韩忠献公，都曾经说出“东华门下唱名方为好男儿”这种话。

这明显是对祖宗遗意的误读，也是风气使然。

可在如今大量有知识，通文字，晓军略，善谋画的人才投身军伍之后，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明显是有失偏颇，矫枉过正了。

国朝至重者，宗室，然自太祖起，宗室初授将军，后转观察，节度，皆是军职。直到熙宁年间，才定下宗室转文资之法。

所以说认为重文官轻武将乃是祖宗的本意，明显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千零二十五章 黄金不久埋

而要纠偏这种风气，就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

还是以文武之道举例。

首先，要明确祖宗“以文制武”的正确含义，在赏给之外，给予武臣应有的尊重。

其次，要努力培养素质更高的军士和将领，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新军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军中将士，皆通文字，懂文化，明数算，守制度，知节尚义，血勇尽忠。

其三，要通过舆论宣导，褒扬忠烈，培养尚武之气，在学宫中增设武学，骑射，体锻，剑术等科目，激励士风。

其四，提高入伍标准，精炼部伍，提高下层军士待遇。

大宋军营，不是什么垃圾堆污溷场，而是大宋武备精英，希图报效国家的有志青年的集中地，培养地。

军队，是一个大熔炉，大学校，不但要培养出合格的军事人才，还要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会生活的技能，掌握必要的文化知识，社交礼仪。

一句话，人样子。

即使有一天放下刀剑，他们也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国民，继续为大宋做出自己的贡献。

从上述内容就可以看出，风气的塑造和转变，是一个长时期，多方面的，精细的过程，等到风气逐渐凝聚之后，才能形成国家气质——国格。

国格，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荣誉，尊严、品格、声望和影响，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地位和作用。

对国人来说，自觉地捍卫祖国的荣誉与尊严、服从和服务于提升国家的声望和影响，是其道德判断的首要标准。

上到天子，下到草民，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弦高犒师，蔺相如完璧，苏武北海牧羊，真宗亲赴澶渊！

只有国民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体会和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新的概念，苏油直到自己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之后，才提了出来。

因为这里边埋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雷——那就是当有一天君主的作为伤害到一个国家的国格的时候，国人们应当如何选择？

当然这一点现在没有任何人看得到，就连亲自起草条陈的苏轼，都对小幺叔的理论水平啧啧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