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进贤妃朱氏为德妃。

辛酉，诏黄州通判苏轼知汝州。轼上表谢，且言有田在常州，愿得居之。

帝从其请，改知常州。”

……

去年大赦，因为苏轼乌台诗案受牵连，被发配广南的好朋友王巩，终于回来了。

老朋友相见，王巩的精神面貌，身体发肤，竟然比离京的时候还要好，让苏轼大吃一惊。

王巩却觉得好笑，说广南风物别具韵味，天天能吃到水果，稻米一年三熟，总之就是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好地方。

当地人多念及少保的恩情，听说自己是少保大侄儿的好朋友，一直照顾有加，不但没有吃苦，竟然是去享了几年福。

苏轼表示不相信，王巩便叫出当年坚持要陪伴自己去广南的柔奴，为苏轼劝酒。

当苏轼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苏轼大为感动，于是写下了《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这首词立即就登上了《时报》，广为传唱，赵顼知道苏轼终不能屈从，觉得再惩罚下去没有意义，给他转任。

历史上王珪对苏轼的任命每每阻挠，这一次却没有反对，制词里边，还用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评语。

不过苏轼的事情翻篇儿了，苏辙却又惹了麻烦。

因为给考生出题时没有遵从《三经新义》，被当地官员弹劾，苏辙被贬官撤职，移为歙州绩溪县令。

苏辙一点都不气，得命立即乘船北上。

想到去年黄州与兄长相见，与刚好贬到黄州的朋友张梦得一起游览武昌西山，张梦得当时邀请自己写一篇文章，这欠账一直没还上，于是写了《黄州快哉亭记》，施施然上任去了。

这篇文章同样写得漂亮，也登上了时报。

其中“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可谓脍炙人口。

汴京人津津乐道，这可好，只要大家都还用笔写字，就没人能够拦得住大小苏夫子的声名传到官家耳朵里，这可好。

苏油收到大小苏的消息，不由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俩货也真是不让人省心。

王相公的《三经新义》，在士林中引起的争议越来越大，苏辙出题不依《新义》，其实是一种进步行为。

但是枪打出头鸟，在朝廷还没有明确取消按《新义》取士之前，你苏辙作为朝廷命官，这么做就是不合规矩，被贬了也是活该。

不过此举惹恼了另一个大佬——司马光。

司马光立刻上章，炮轰《三经新义》，有大问题！

第一千四百一十二章 新义之争

《新义》，是《周官新义》、《毛诗义》、《尚书义》的总称，其中只有《周官新义》是王相公亲笔，其余两篇乃王雱和吕慧卿所作，当初制定的时候就极不严谨，乃是介甫公一家之言！

比如《尚书》，当年苏明润《尚书祈询》中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都在点子上，算是开辟了《尚书》辨析这样一门学问。

到了今天，学界已经渐渐形成共识，其中不少章节，存在改编，删窜，颠倒，甚至是伪写等情形。

这些问题，是当时安石公也没有弄明白的，王雱、吕惠卿就更隔了一层，他们作的《尚书义》，能作为学校法定教材？能作为科举的唯一参看书目？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周官》同样如此，不说别的，就一个《考工记》，能绕得过理工去？

关于音律，尺寸，量衡，参照出土文物就会发现，和今人的理解区别甚大，商周文字考义局如今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很多详尽解释。

这些进步，反证了王相公的《周官新义》，有很多地方不靠谱。

现在明明问题出在教材错误上，却归罪到考官的考题正确上，这不叫文过饰非叫什么？

因为涉及到苏辙，苏油不得不上书阐明立场。

苏辙的问题，不在于他对真理的坚持，而在于他犯了“程序错误”。

国家立《三经新义》为三经唯一参考书目，并且规定其为试官的唯一出题科目，那么试官就理应遵守规定。

如果是教材有问题，考官发现后，应当按照正常程序上报，建议朝廷修改，就像司马学士现在所做的那样。

但是在国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下达指导意见之前，一个考官，当然必须按照原有规定来执行。

这就叫“程序正确”。

当然程序正确也存在例外，那就是事发突然，即将给国家百姓造成严重损失的时候，可以从权。

但是出考题，明显不在此例外之列。

所以苏辙童鞋应当承担责任。

但是话又得再次说回来，苏辙承担了责任，并不是意味着他这件事情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因此朝廷应当在处理苏辙的同时，也对他说提出的意见，予以高度重视。

如果《三经新义》有问题，那就应当集合全天下的博学才士共同讨论，制定出一本符合大宋标准的“官方版本”《新义》出来，作为考试参考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