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高滔滔来说，这一把明显是亏本生意，大宋民间所养的马匹，用作驿马，比从河西直接购进，品质上差了不是一星半点。

而高滔滔此刻对苏油当年的预见性也非常佩服。

幸好当年保马法推出的时候，苏油建议赵顼玩了一把逐年减值、损伤保险，否则现在损失更加巨大。

保马法受害最重的地区，在北方，也幸好当年苏油在陕西阳奉阴违，在京中也通过大力刺激交通，好歹保住了基本盘。

因此虽然说起来是全国性废法，实际操作主要就在一个河北。

而河北对马匹的需求量一直不小，地势平旷买了也不至于废置，即便如此，皇家邮驿局也耗费了几十万贯，才办好了这件事儿。

收集到的很多民间马匹，还得要先送到相州马场调理淘汰。

这件事情的整个处理过程，让高滔滔对“旧时代”的“恶法”，更加深恶痛绝。

高滔滔不高兴了，就想要处置几个人来泄愤。

正好第一批求直言的成果下来了，告状的臣僚民庶，应诏言新法不便者，高达数千人。

司马光奏：“乞降付三省，委执政看详，择其可取者用黄纸签出再进，或留置左右，或降付有司施行。”

诏从之。并且要求对于民愤极大的官员，立案！派遣使臣核查！

苏油立刻上书，查可以，归大理寺或者提刑司，不能是台谏。

司马光立刻推荐黄廉。

黄廉是老台谏，以风骨称闻，正好如今转职做了京东路提刑使，司马光建议高滔滔用他，既符合制度，又熟悉规则。

诏从之。

苏油都不由得感慨，司马光搞这个是真专业，这下连他都挑不出来毛病了。

丁亥，一封经过三次修改的诏书，终于宣示内外：

“朕初揽庶政，郁于大道，夙夜祗畏，惧无以章先帝之休烈，而安辑天下之民。

永惟古之王者，御治之始，必明目达聪，以防壅蔽。

《诗》不云乎：‘访予落止。’此成王所以求助而群臣所以进戒，上下交儆，以遂文武之功，朕甚慕焉。

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鼓、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以置闻。

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之。”

议者犹以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司马光和吕公著这一次予以了严正的驳斥，在苏油的提醒下，牢牢把握住了“先王之道”的正确解释权。

改政于正，归法于良，正是先帝自安石相公去相，独揽朝政以来，孜孜不倦的追求！

证据？证据多的是！

这又是苏油万年老苟带来的好处了。

苏油的奏章，从来都不是“陛下你应该怎样怎样”的格式，而是“致君尧舜”模式。

“臣这里遇到了什么什么问题……问题的原因大致应该如下一二三四五……臣觉得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这样解决：方案甲，方案乙，方案丙……陛下明睿，烦请降敕，臣也好奉旨躬行。”

而赵顼的回复一般都是：“嗯，国公考虑得真细，朕觉得吧，方案乙看着就不错，国公先试试看，记得反馈效果给我，不行咱们再及时调整……”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虽然多数都发生在苏油曾经治理过的地区，但是却不妨碍吕公著现在拿出来说事儿——看看！研究蜀国公在外路和朝廷之间的公文来往，那些改良措施，一直就是先帝的本意嘛！

“于是众议乃息。”

丙午，辽遣使来吊祭。

辽国如今鸽派当政，与大宋处于“蜜月期”。

传闻耶律洪基得知南朝司马光、吕公著、苏油入朝，曾经严肃地告诫臣下：“今南朝贤臣主政，慎勿生事。”

而此次辽使除了致哀，还有一系列的事务要与大宋“商议”。

说白了，就是想利用大宋国丧，拿一笔好处。

第一千四百七十章 纲要

苏颂和晁补之当年曾因为对辽态度过于“软弱”，而被赵顼贬去了工部，可如今朝中的“辽国通”，只有苏颂和苏油拿得出手，于是诏命复苏颂同知太常礼院，与苏油一起应对辽国使团。

这个命令很不合理，司马光是老礼部，立刻上书反对，说苏油乃国家四朝元戎，功勋素著，不当陪侍外臣，以免被辽人看轻。

不过这封章奏依旧还是给高滔滔留中了，并且单独召见了司马光。

迩英阁，赵煦坐在帘侧，低头看着几案，面无表情。

司马光对太皇太后迟迟不下达对苏油的任命有些不满：“苏油虽然年纪尚轻，然历仕四朝，平生未见些许私心，老臣曾有人才四论，如苏油者，可谓德才兼备。”

“然其为人淡泊谦冲，不羁进退，故少有在朝，每于外路忧患之地，为大宋消弭祸患。”

“更可贵者，不但所在优能，亦可衷济朝堂，凡所建言，发必有中。”

“即论其资历，亦非可弃置之人，朝野闻其朝命，皆额手加庆，喜朝廷得人。”

“入朝两月，与臣及吕公著御前论对，太皇太后与陛下亦察其能，数加赞许。”

“然至今不见下敕，而臣闻其所事者，或以内宫官产羁绊之，或以引伴之职辱毁之。”

“我朝干梁华翰，岂能作家奴引伴之用？臣深为太皇太后与陛下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