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复以差代雇，当然应详议熟讲，庶几可行。而限止五日，不是比熙宁初行募役法更加急迫吗？其弊将益甚矣。章惇乞太皇太后，陛下熟议之，未可仓促。”

高滔滔问道：“其余官员，有关于役法的建议吗？”

司马光说道：“前几日苏轼来看望老臣，也议及役法。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害。”

“免役之害，在聚敛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则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吏胥缘以为奸。故二法的弊端、轻重和危害，差不多是一样的。”

“臣便问他的意见是什么。他说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

“从那时候起，国家变成民不知兵，兵不知民；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民。”

“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也不可更改。”

“苏轼以为，而今免役之法也与之类似。完成差役，需要专业的队伍，认为臣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

“范纯仁与臣素厚，也曾经劝说过老臣，认为所谓治道，去其太甚者即可。”

“还说差役一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必将滋为民病。”

“还说宰执职在求人，变法非所先。要臣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说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

“他的建议，是议或难回，则可先行之一路，以观究竟。”

“然臣以为，为陛下去除恶政，安养人民，正是宰执之责任！”

“臣也自信，非谄谀之徒可以动摇。”

“臣更深信，若有一念可以利国为民，何论官职高下？为何谋不得从己出？”

“臣之坚持，自有自己的理由。”

“因为臣认为，免役之害尤甚于差役。绝非如苏轼所言，其弊相同。”

“因为即便如苏轼所言，行免役之法，聚敛于上，导致州府有钱荒之患，其危害也远比民不得专力于农，吏胥缘以为奸要重！”

“钱荒之患，朝廷尚可调补解决，而吏治败坏为奸，残暴以取民，民同样不得安业，甚至被驱为盗，更胜于猛虎洪涛！”

“行差役之法，有官司提举专责，有法令绳系，官员不得放肆。”

“不至如雇令豪滑为之，取之时尽锱铢，用之际如泥沙，只肥了贪官豪强，而事终不成，役终不绝！”

“恰恰相反！”章惇立刻表示这话不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

“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致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可免执役之苦。”

“但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

“臣闻多有附从司马公者，而子瞻独以实告，令司马公不悦。”

“轼又陈于政事堂，公色忿然。”

“子瞻陈言：‘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韩公不乐，公亦不顾，轼尝闻公道其详。岂今日将作相，不许轼尽言邪！’”

“范纯仁劝司马公以实，司马公持之益坚，纯仁叹曰：‘以是使人不得言尔。若欲媚公以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哉！’”

“今日在殿诸君，若容司马之议，待他日天下大乱，亦能奉陪吃剑？！”

“胡说！”“章惇你放肆！”

却是帘内帘外一同发声。

帘外是吕公著，帘内是高滔滔。

章惇这话，已经涉及人身攻击，还将皇室至于不仁之地，以致引得高滔滔都变色失态。

在这个时代，差不多可以称为“大逆不道”了。

殿内顿时雅雀无声，无人再敢说话，半晌之后，高滔滔冰冷到极点的声音才从帘子内传了出来：“章惇你出去。”

章惇的神色充满了执拗，倔强和深深的失望，扭头就向殿外走去。

“且慢！”又是两个急切的声音同时响起，却是吕公著和司马光。

司马光已经气得身子都在颤抖，却坚持奏道：“启禀太皇太后，章惇就算失仪，也自有大臣申斥，御史弹劾。”

“国家重臣，岂可以太皇太后一言而斥出之？如此非止章惇有失，太皇太后亦失矣。”

吕公著直接拉住章惇：“子厚倔强，然臣等所争者，皆是国事。”

“一时激奋争吵，罢朝之后亦当一笑了之，庆历诸臣的风范，于今传为美谈。”

“而仁宗容忍群臣之美，臣也乞太皇太后勉力效从。”

韩缜已经上章求去了几次，现在只差个手续履行，无事一身轻，但是毕竟与章惇是一派。

章惇如今孤身奋战，韩缜也觉得有些愧疚，宽解道：“章惇之过乃在情急，然终是忧心国事，臣敢保并无他心。”

“望太皇太后与陛下容忍一时，毕竟役法之议，牵涉天下广大子民，不可不慎。”

“臣记得在苏油在宁夏时，不少州府官还是原夏国降臣，不通礼数，咆哮上官，至有拍案者。”

“先帝闻之震怒，命苏油严惩，苏油封还先帝诏书，说只要议者于国有益，于民有益，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态度。”

“章惇，快给太皇太后和陛下道歉，给司马公道歉，之后自请处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