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观虽然不通医术，但是她不挑书，而且过目不忘，石薇收藏在家中的医学典籍，她都能背出来，也是奇人。

而杨介更是气度潇洒，能够解剖尸体且画成图形的人，在如今的大宋，堪称离经叛道。

而且他亦医亦道，早年有一位病人来求医，身上疼痛而指不出到底痛在何处。杨介看后诊断说：“君热证已极，气血消灼且尽，自此三年，当以发背死，不可为矣。”

病人怏怏而去。

二年过后，杨介又遇此人，见其满面红光，已康复多时。

杨介大惊恭喜，细问而知，是由茅山一道士治好的。

方法非常简单：每天吃一个梨，或食干梨汤渣。

杨介深感惭愧，当即离家前往茅山求学，数年后才回到家乡。

三人都不介意世俗眼光，一路讨论医案，游山玩水，以道友相称，倒是颇不寂寞。

等回到汴京也是十月，杨介前往京师大学堂，献上了自己所著的《四时伤寒总病论》六卷、《伤寒脉诀》一卷、《明堂针灸经》一卷，成为京师大学堂又一名教授。

……

冬，十月，庚辰，辽以参知政事王经进南院宰相。

甲申，被贬湖州通判的贾易上呈谢表，谓以忠直获罪，指言群臣谗邪罔极，朋党滔天。

又言元丰八年“苏轼顷在扬州题诗，以奉先帝遗诏为‘闻好语’，草吕大防制云‘民亦劳止’，引用厉王诗，以比熙宁、元丰之政。”

说他在神宗去世的时候“作诗自庆……欣踊如此”，至引李林甫、杨国忠为喻，一心要使苏轼陷于大逆不道的死罪。

还攻击苏轼在通判杭州任上的种种举措，说苏轼惩处横行地方的不法豪是“务以暴横立威”；努力救灾是“张大其言”；兴修水利、疏浚西湖是“虚妄无实”，是“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插之类，虐使捍江厢卒，筑为长堤于湖中，以事游观，于公私并无利害。”

又言苏辙持密命以告人，持身不谨，学问不精。“弟辙早应制科，试文缪不及格，幸而滥进，与轼皆诽怨先帝，无人臣礼。”

还说御史吕陶党苏轼兄弟叔侄，而文彦博实主之，语侵文彦博及苏油、范纯仁。

最后还拿出一项铁证，言苏油纵容长子新妇，搭乘火车度假，将国之重器，挪作私用。

御史赵挺之也附和贾易，上章弹劾苏轼。

大小苏上疏自辨。

第一千五百五十九章 李格非

苏轼愤怒地指出元丰年间李定、舒亶、张璪等人在乌台诗案中构陷自己的罪名，“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

而如今两人诬陷自己“诽谤先帝”，则是“以白为黑，以西为东，殊无近似者！”

文章里明白指出：“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

苏轼还在写给王巩的信中说：“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三子者，遂与舒亶、李定同传尔！”

而苏油的反应则与大小苏相反，虽然理论上贾易如今已然没有弹劾任何人的资格，苏油还是闭门待罪，并且请中书查阅军机处的敕令和赵煦的御披。

军机处的敕令，是命扁罐前往扬州，将朝廷铁路改线，先通海州再通密登的大事与苏颂详细讲解，同时命苏颂开始预备人力。

而赵煦则认为扁罐新婚，尚在假中就派差遣，在君主使用臣下一道上，殊失宽厚，但是军机处的命令已经下达，于是便效仿当年先帝对韩维的故事，追加一道诏书，命毕观随同。

同时应皇叔赵頵所请，顺便去楚州接杨介赴京任职。

这其实是苏油设置的一道政治陷阱，然而就是有蠢货自以为得计，硬要往里边跳。

之前贾易弹劾苏轼出题不忠的时候，高滔滔就曾经大怒，欲加峻责。

吕公著努力开解，说贾易所言颇切直，只是惟诋大臣太甚而已，因此仅仅罢其谏职，出外通判。

而在退朝后，吕公著对范纯仁和苏油说道：“谏官所言，不可细论得失。顾主上春秋方盛，虑异时有导谀惑上心者，正敕左右争臣，不可预使人主轻言者。”

因为事涉苏轼，苏油当时也不好多说什么，只能点头称是。

然而贾易似乎铁了心要碰瓷，不过这次，注定会头破血流。

中书的反应很快，吕公著亲抓此事，苏辙的问题很快查清，纯属子虚乌有。

而苏轼的诗歌，根本写在神宗去世之前，是因为在常州买了一块山田，兴起而作，这个有当时的地契签署的时间为证。

等到军机处和学士院将给扁罐的敕令和赵煦的敕黄、学士院的诏书公布出来后，贾易、赵挺之算是彻底激怒了所有人，也让吕公著彻底看清了程颐门生的嘴脸。

贾易这是被贬不平，攀咬报复！

他如今的所为，说轻了是仍旧沉浸在过去御史言官可以风闻奏事，不讲规矩，乱开地图炮的迷梦里。

说重了，是在挑战如今大宋朝廷政治秩序的底线，是意图挑起党争！

他们就是朋党！

贾易的目的，明显是意在苏油。

然而苏油治政一年来的作为，不光光是有想法有能力，关键还不偏不倚，彻底贯彻了“三派兼用”的方针。

就连举荐有缺，每次都是一派一个，让高滔滔自行选择，绝对公允，也绝不自作主张。

苏油大公无私的表现，已经得到了朝堂上绝大多数的支持。

由他主持大局，所有人都不用担心因立场而被陷害报复，或者有能力而被刻意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