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详细的记录，大概就是《宋史·夏国传》的记载。
“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
河南洪州、白豹、安盐州、罗落、天都、惟精山等五万人，以备环、庆、镇戎、原州；
左厢宥州路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
右厢甘州路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
贺兰驻兵五万、灵州五万人、兴州兴庆府七万人为镇守，总五十余万。”
通过战争，苏油感觉这个数字是比较靠谱的，宋军此次歼灭的正军当中，包括了西夏备契丹的七万；备大宋的十万、备青唐的三万、仁多零丁从兴庆府带过黄河的七万，加上其余零散的三万，总数在三十万左右。
剩下的二十万，是夏国的仆从军。
如果军队数字正确，按照夏国军制，四丁出一兵，那么西夏的丁口，当在四百万左右。
这些丁口，加上差不多对等的女性和孩童，当在八百万左右。
这个数字远比很多专家们推断的要高，但是不怪他们，因为哪怕夏人自己都搞不清楚自己有多少人口。
因为还有大量的游牧部落，夏人自己都没有在历史资料里统计进去。
文彦博曾经说陕西一路人口可当西夏全境，那是说的大家都能够控制的那部分基数。
当然，就算按八百万人计，现在也有约一百万已经被山南陕西四路招纳，三十多万消失在了茫茫旱海，二十万消失在了大军征讨的途中，比如差点让王中正掉脑袋的那数万烧死在葭芦川的那种，现在苏油管理的地区，仅存六百万左右。
而这六百万，大多散落在“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的茫茫万余里疆域里边。
夏国的控制区域当中，多沙漠、戈壁，大概有一半的国土不适于人类生存，因此其人口密度远低于北宋控制区，甚至连河北都不如。
苏油目前能够控制的，也就是固定不动的农耕汉人，以及几个大草场大绿洲大河流沿岸的人口聚居区，算下来一半都不到，大约也就两三百万。
这两三百万人，基本就分布在套内九原，套外兴庆府，河西居延泽和休屠泽两大水系地带。
真正的地广人稀。
因此关于这次战争的赏给问题，苏油建议朝廷，一律以土地作为奖赏。
但是这样就会遇到一个问题，而且很严重——战功卓著的那帮子，都是朝廷的重要倚仗，职业军人。
不可能让他们放下武器去当地主去。
最终的商议结果，就是朝廷将这部分土地的租赋，同样免收十年。
而皇宋银行和四通商号参与进来，将这部分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
皇宋银行背书，贷款五百万贯给四通商号，四通商号将它们作为租本，从将士们手里租赁这些土地，用于发展农牧业。
所得利润分作三部分，一部分归还皇宋银行，一部分归有功将士，一部分用作商号西北的运营。
这实际上是对将士们的军功来了个分期付款，但是光首付都能让将士们满意，何况以后还有十年为期的收益。
而且十年之后，这些地还是将士们的！
四通也缺人，不过四通是专业干这个的，他们可以招募夏国的人口来干这个，这对苏油在三路推广新型农业，转化地方经济结构，改变夏人的民族属性，是有大有好处的。
而这些人经过培养之后，就会成为大宋的顺民，成为专业的农夫，十年后，还将是这批土地的第一批接盘侠。
这项举措，极大地减轻了因功赏带来的财政负担，蜀国公真是能人所不能，愣是让朝廷在平夏大业上，既得了面子，又保住了里子。
西夏的汉人本来就很多，苏油有信心，以农耕对畜牧，只要不是动刀子，大家比产值的话，汉人和选择汉人生活方式的蕃人，很快就会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主流。
加上文化、饮食、生活习惯上的无情入侵，党项这个民族，很快就会融进民族大家庭当中。
鉴于这一点自信，苏油最终在嵬名济的哭诉下，从其所请，向赵顼申请，对已经存在的西夏书籍、碑记，只要是没有僭越之词的那些，比如佛经之类，予以了保留。
西夏文字是野利仁荣硬生生创造出来的，笔画非常繁复，对记忆并不友好，而且比汉字还难理解。
和后世越南人和韩国人创造的文字还不一样，至少人家还算做到了简洁易记。
所以苏油知道这种文字如果不是政治势力的强行干预，其实是没有生命力的，在夏国重新推行汉字之后，西夏文字，注定会被历史淘汰。
与历史还有区别的是，这种文字推行不过才几十年，而且现在西夏的读书人总共都没多少，苏油觉得自己推行汉字的能力，那可得比李元昊强出不知道多少倍去。
政治管理方方面面，因此所有人都很忙。
巢谷垄断西夏枢密院知机密事的职务数十年可不是白干的，他手里抓着西夏降官们太多的把柄。
甚至在西夏平定以后，苏油将巢谷手底下的这些秘密警察，干脆就转职成了执法官。
这种执法官的性质，与美国西部时代那些移民中的执法官非常类似，这是苏油能够为西夏如今广袤的牧区，增加的唯一一点可怜的法制力量。
如果说以前的夏人，对畜牧部落的管理过度松散的话，对负责农耕的汉人，却又过度严苛了。
苏油对夏国政局的平衡设计得非常精细，因此对这个班子非常放心，甚至敢于放手，而自己主抓工农建设去了。
第一步就是解放农奴。
没办法，庄子的主人都已经丧生在了战争里边，农奴的管理者，只能变成官府。
几十年的摸索也不是白干的，如今苏油手里边已经有了很多成功的模式——蜀中模式、渭州模式、两浙模式、南海模式。
现在的宁夏模式，则是几种模式的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