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既乖于仕道，义当致于为臣，屡恳请而未从，俄遭忧而罢去。

衔恤既终于丧制，退休合遂于初心，岂舍王哉！

忠恋之诚虽至，不得已也。去就之义当然。

自惟衰迈之躯，得就安闲之地。闓今传后，更有望于残年；行道致君，甘息心于圣世。

岂期矜贷，尚俾甄升；恩虽甚隆，义则难处。

前日朝廷不知其不肖，使之劝学人主，不用则亦已矣，若复无耻以苟禄位，孟子所谓是为垄断也。儒者进退，当如是乎？

臣非敢自重，实惧上累圣明，使天下后世谓朝廷特起之士，乃贪利苟得之人，甚可羞也。

臣尚羞之，况朝廷乎！臣无可受之理，敢冒万死，上还恩命。”

应当说，这篇谢表里边，充满了抱怨之意，监察御史董敦逸立即弹劾：

“窃见左通直郎、直秘阁程颐辞免职名表，辞云‘不用则已，获罪明时，不能取信于上’，又有‘道大难容，名高毁甚’之语。

怨躁轻狂，不可缕数。

臣按颐起自草泽，劝讲经筵，狂浅迂疏，妄自尊大。

当时有所建白，人皆以为笑谈，而又奔走权门，动摇言路。

幸陛下圣明，察其疏缪，止令罢职，示朝廷之宽恩也。

颐近因丧服除，朝廷以职名加之，舆议沸腾，皆云虚授。

今颐犹不自揆，肆为狂言，至引孔、孟、伊尹以为比，又自谓得儒者进退之义。

惑众慢上，无甚于此。伏乞朝廷追寝新命，以协公论。”

等到苏轼所拟的《放免天下积欠诏》传至洛阳，程颐读罢，终于彻底息了争竞之心，绝了入朝之念。

他能够做到的，苏轼能够做到；苏轼以自身仕途断绝为代价，为天下贫民请命，最后得以施行，这样的举动，却不是他想得到的，更不是他做得到的。

此事之后，他再也没有和苏轼竞争士林领袖的资格。

说得亮堂，不如做得亮堂。

苏轼是真正的光风霁月，而程颐，始终摆脱不了“伪君子”的嫌疑。

因此只要苏轼不相，他就不可能再有入仕的机会，否则必然被士林所不齿。

于是再次上书辞谢，这一次的态度就非常老实了：

“臣昨被责命，出为外官，夙夜靡皇，惟是内省。

始蒙招致之礼，旋为黜逐之人，将胡颜以立朝，当自劾而引去。

至于五请而未听，岂可力辨而求伸，遂且从容，以须替罢。

未至任满，遽丁家艰，思无忝于所生，惟坚持于素节。

未终丧制，已降除书，上体眷恩，内深愧惧。

伏念臣志存守道，识昧随时，俗所忌憎，动招谤毁。

昨蒙擢任，既以人言而被黜，为朝廷羞矣；今复授以职任，适足重为朝廷羞，无所益于明时，徒取笑于后世。

伏望圣慈矜察愚诚，追寝恩命，特降指挥，许回田里。”

高滔滔给足了程颐体面，诏不许。

程颐只得承领敕牒，但是称疾不拜，“假满百日，亟寻医，终不就职”。

这一次，是真正绝意于仕途了。

第一千六百八十五章 礼物

大名府，王晦读到《时报》上苏轼所作的诰文，惊叹的同时却也叹息良久：“子瞻终不得作相也。”

王彦弼倒是更加了解苏家人：“其实就算司徒，也从来未把作相当做什么了不得的事体。”

王晦哑然苦笑：“却也是，当年从邸报上得见司徒与王相公同船入京，老夫还以为，我朝会出一名三十不到的宰相呢。”

王彦弼讶然：“怎么可能？那岂不得震骇中外？”

王晦说道：“当时我也是骇然。但是细推下来，却也的确无可更易。”

“辅之你想，若司徒承王相公衣钵，熙宁七年郑侠案后，以参知政事执掌朝政，有困难吗？”

“若司徒如吕惠卿那般险狭，以其与先帝的融洽知遇，有没有可能在熙宁四年，便可取王相公而代之？”

“熙宁四年，司徒才二十四岁，七年也不过二十七。”

王彦弼回想当年的政局，不能不说，王晦的推断大有实现的可能。

王晦感慨道：“不过司徒选择了另一条路，对他自己来说，恐怕是最难的一条，而对大宋，却几乎是最好的一条。”

“多少人能在唾手可得的富贵之前止步？能为心中的正道坚持？能在有一万个理由为自己的开脱的情况下，拒绝诱惑，固守本心？司徒做到了，实在令人佩服。”

王彦弼有些不解：“一万个理由为自己开脱？”

“我的意思，是站在道义之上。”王晦摇头感慨：“司徒他可以附从王相公，从而轻摄高位，也同样可以做到王相公去后，去除恶法，扶正朝纲。”